銀髮經濟趨勢探討(四)
二十二萬個彼此不連接的家庭
台灣最大的照護機構,沒有總部
台灣規模最大的照護服務提供者,不是任何一家長照機構。
是22.7萬個家庭。
這個數字是勞動部的統計,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家庭戶數。22.7萬戶,比台灣任何一家連鎖長照集團的在床數都大得多,比任何一個縣市的居服單位總量都大。全台灣的住宿式機構,十幾萬張床撒在全島各地;而這22.7萬個家庭,就藏在每一條巷子裡。
如果把它看成一家公司,它的規模是驚人的。22.7萬個照護現場,二十四小時不中斷,全年無休。它承接的是台灣最重的那一批人,癱瘓的、多重障礙的、失智到不認得人的。長照 2.0 接不住的重度,最後都流向這裡。
但這家公司有一個致命的特徵。它沒有總部。
它沒有平台,沒有標準,沒有共用資料,沒有品牌。22.7萬個現場,各自運作,互不通氣。哪一戶的長輩幾點起床、吃什麼、夜裡起來幾次、上次跌倒什麼時候、吃哪幾種藥,全部只存在那一個家庭的記憶裡,還有那一位看護工的記憶裡。
你如果想把這個市場組織起來,你會立刻撞到一件事。這個市場不是不存在,是還沒有被組織過。
一個指標看不見的東西
我們習慣用一個指標看長照,叫做「服務涵蓋率」。政府每年公布這個數字,它會成長,看起來很體面。
但這個指標有個毛病。它的分子是服務人次,分母是需求人數。同一個人一個月接受十次居家服務,就被算成十次。短期使用者會被算進覆蓋,重複服務會被重複計算。
用它看市場,會看到一個正在擴張的產業。
用它看結構,什麼也看不到。
真正該問的問題只有一個。這八十幾萬需要有人照顧的人,現在到底是被誰照顧的。
這個問題的答案不是官方給的。
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的秘書長陳景寧,給過一個結構。台灣86萬失能、失智與身心障礙人口裡,最大的兩塊是居家服務和請外籍看護,都佔到四分之一上下;最小的一塊是日照,只有六個百分點。
完整的分法是這樣,39%用居家服務,25%請外籍看護,14%住在住宿式機構,6%在日間照顧中心,還有一成多由家人自己照顧。
這張圖的價值在於,它的分母是「人」。每一格互斥,加起來正好是全部。一個人在機構,就不會同時在家;請了外籍看護,就不會是家人自己顧。
這是市場結構。不是行政績效。
把它按86萬人換算,形狀就出來了。居家服務約33.5萬人,日照約5.2萬人,住宿式機構約12萬人,外籍看護約21.5萬人,家人自己照顧約9到12萬人。這裡要交代一句,原始比例本身是約數,逐格換算後加總會落在81萬到84萬之間,跟86萬有一點落差,這是換算造成的,不是數字打架。
前面三格,是制度在管、制度在付錢,加起來大約六成。
後面兩格,約30萬到34萬人,佔四成左右,全部發生在家庭內部。這兩格不在任何一張給付表上。
而21.5萬這個換算數字,跟勞動部的22.7萬戶互相對得上。兩個來源不同、算法不同,落在同一個量級,說明這張分流圖是可信的。
最貴的那兩格,沒有人開發票
一個市場要有價格,前提是有人開價、有人付錢、有人收得到錢。
把這張圖看第二遍,你會發現一件很奇怪的事。這四成的人,需求是最重的,付的錢是最多的,但整個過程裡沒有一張發票。
外籍看護這一格,家庭全額自費。一個月2萬多元,加上就業安定費、健保、仲介服務費、機票、食宿,一年下來二十幾萬到三十幾萬跑不掉。這是台灣家庭在長照上最大的一筆現金支出,比住宿式機構的差額還大,比輔具補助的總量大好幾倍。
但這筆錢幾乎不經過任何一個有品牌的服務體系。它經過仲介,經過國外的訓練中心,經過機場,最後進到一個家庭的客房。
家人自己照顧那一格更徹底。它根本不涉及金錢流動。它涉及的是另一種成本,一個人退出職場,退出勞保,退出自己的時間表。這筆成本沒有帳單,所以從來不被算進長照的總支出裡。
需求最大的那一半,錢在家庭裡流動,不經過市場;需求被制度接住的那一半,錢從稅收裡來,不經過價格。
兩個半邊,都沒有價格訊號。
前面三篇用的是同一把尺子,誰在用、誰在買、誰在付錢。中國把第三格造到極滿,造出了一個不賺錢但人人必須經過的入口。日本把第三格造到天花板,最後崩的是履約能力。
台灣看起來是三格全空。
但量下去會發現,三格都不是空的。第一格有八十幾萬人,第二格有22.7萬個家庭每年掏出二十幾萬現金,第三格有八百多億的預算在跑。真正的問題在另一件事上,這三格裡的錢,流動的方式讓它沒辦法被組織成一個市場。
台灣長照真正的價目表
要看一個市場,先看它的價目表。
台灣長照的價目表只有三行。
外籍家庭看護工,一個月2萬多元。住宿式機構,一個月至少4萬元。台籍合法看護,一天3000元,一個月抓下來接近9萬。
2萬、4萬、9萬。
這三行字,把台灣長照大部分的現象都解釋完了。
先看第一行跟第三行。同樣是二十四小時在一個人身邊,同樣是做那些沒有人願意做的工作,一個是2萬多,一個是9萬。價差四倍上下。
外籍看護比較便宜,台籍看護也沒有比較會照顧人。價差來自一個法律事實。家庭看護工與家庭幫傭,長期被排除在《勞動基準法》的基本工資與工時規定之外。近幾年納入的討論一直在進行,但制度上這份工作的定價,從一開始就不在台灣的勞動價格體系裡。
一份不套用基本工資的勞動,一份套用基本工資的勞動,擺在同一個市場上,結果是可以預期的。
所以22.7萬個家庭選了第一行。把他們推上去的是價格。
一個想賣3萬、4萬元「專業照護服務」的人,他的第一個對手是這2萬塊的替代品。
而且這個替代品有幾個很難打敗的特徵。它住在家裡,二十四小時在場,隨叫隨到。它不計加班費,不申請特休,不會因為過年要回南部。它甚至還順手做了家事。
任何服務方案要跟它競爭,得先回答一個問題。你憑什麼比它貴一倍,還讓家屬覺得值得。
這個問題在台灣,幾乎沒有人答得出來。
再看第二行。住宿式機構一個月至少4萬,這是重症家庭送安養機構的行情。4萬跟2萬比,處在一個很尷尬的位置。它比外籍看護貴一倍,卻是一對多的照顧,一個照服員顧八個、十個,甚至更多。付更多錢,買到更少的注意力。
這三行價格,決定了整個台灣長照市場的競爭格局。
它同時也解釋了一件事。為什麼台灣自費的長照服務市場長不出來。
因為它的每一條產品線,都已經被一個不按市場規則定價的替代品壓住了。你想要專業到府服務,家屬會說我請外勞就好。你想要高品質的機構照顧,家屬會說4萬我已經覺得很貴。你想要賣監測設備、賣陪伴服務、賣照護管理,家屬會問,這些外勞不能做嗎。
這些產品都有價值。問題是它們必須先穿過一張被制度扭曲過的價格表,才到得了消費者面前。
便宜的供給,自己也在崩
講到這裡,故事看起來還算穩定。有一個便宜到無法競爭的替代品,需求由它承接,價格由它錨定。市場不繁榮,但至少運轉著。
這個穩定正在鬆動。
2024年底,立法院通過《就業服務法》修正案。80歲以上年長者,或70到79歲罹患癌症二期以上者,可以免經醫療機構評估,直接申請聘僱外籍看護。這條修正案2024年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,2025年1月由總統公布,同年8月才正式上路。
放寬的邏輯很直白。過去要申請外籍看護,得先過巴氏量表那一關,量的是進食、移位、如廁、洗澡這些日常生活能力。身體還算硬朗的80歲長輩,量表分數不夠,就請不到。家屬覺得不合理,我爸爸80歲了,難道要等到他倒下才能請人。
於是門打開了。
勞動部在修法過程中做了一個推估,這個推估值得完整看一遍。台灣80歲以上人口有91萬人,其中健康長者53萬人。即便只有三成在新法下進場搶工,就會產生16萬名外籍看護的需求。再加上每年自然增加約1萬的人力需求,會造成外籍看護「避重就輕」。
避重就輕是什麼意思。就是看護工會挑病人。照顧一個能走能吃的健康長輩,跟照顧一個癱瘓在床、要翻身拍背、要管尿管的多重障礙者,薪水一樣,工作量差三倍。只要可以選,沒有人會選後者。
勞動部講得更直接。這會衝擊現有22.7萬個聘僱外籍看護、長期照顧癱瘓與多重障礙者的家庭權益。
要看懂這個衝擊,得先看供給這一頭能怎麼變。
外籍看護的來源不是一個可以任意擴產的市場。輸出國的意願、對方的政策、訓練與仲介的能量,每一項都有上限。印尼這幾年一路在談減少輸出、要走「零家庭幫傭」的路線,越南、菲律賓各自的海外市場也都在挑。台灣要跟日本、韓國、香港、新加坡搶同一批人,而這幾個地方的薪資條件多半更好。
所以供給的總量會被推著走,但推不快。它不是一個能隨著需求瞬間膨脹的池子。
在這種供給結構下,16萬個新需求進場,結果是把餅重新切一遍,餅沒有變大。
健康長輩多搶到一個,重症家庭就少一個。
這是台灣長照最現實的一幕。最需要人照顧的那一批,正在跟最有能力付錢、最有能力動用關係的那一批,搶同一批人。而市場會把人力推向比較輕鬆、比較不容易出事、比較不會被告的那一邊。
那九萬個不在名冊上的人
還有一個數字,官方很少主動提。
在台失聯移工,含產業移工,從2020年初的4.8萬多人,增加到2024年11月的9萬多人。四年多,將近一倍。
留下來的空缺,被另一種價格填補。據媒體報導,沒有合法身分的看護行情,明顯高於家庭看護的2萬多元。
這條路徑不難理解。一個看護工在家庭裡,月領2萬多,二十四小時待命,住在雇主家,沒有自己的生活。她如果離開,去工地、去工廠、去餐廳、去醫院做臨時看護,同樣的工時,領得更多,而且下班之後是自己的。
留下來的是原本那22.7萬個家庭。他們突然少了一個人,而且這個人可能是唯一一個二十四小時在場的人。
一位返台照顧罹癌母親與失智父親的家屬,講過她的經歷。她請的第一個看護,到醫院照顧母親的第一天早上,說要倒垃圾,一去不回。第二個做滿三年,她主動加薪挽留,對方還是走了。第三個被外人慫恿離開,後來去了香港。
她的結論是,作為家屬,原本應該把主要心力放在照顧患病的家人身上,結果卻得把所有心力放在管理外籍看護上。
這段話是整個台灣長照市場的縮影。家屬真正缺的,是一個能替他管住這件事的單位。
而這個單位不存在。所以每一個家庭,都變成自己的人力資源部門、自己的排班表、自己的緊急應變中心、自己的勞資爭議處理窗口。
22.7萬個家庭,22.7萬個沒人願意做的管理工作。
制度只甜在中間那一塊
這裡要插進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分類。
那86萬人不是同一種人。大約兩成是重度,八成是輕度跟中度。
輕中度是什麼狀態。行動不方便,走得慢,可能需要助行器、可能需要人陪著去醫院,但生活大致能自理,吃飯、上廁所、穿衣服都還行。重度是另一回事。臥床、失禁、吞嚥困難、認不得人,二十四小時不能沒有人。
陳景寧對長照 2.0 的評價很精準。它可以承接住45%的輕度與中度失能者,但重度失能者確實是長照 2.0 的破口。
這句話的意思是,連輕中度裡面都還有一半多沒進來。
為什麼進來得這麼少。因為長照 2.0 的服務設計是按「次」計價的。居家服務是照服員到你家,做半小時、一小時,然後離開。洗澡一次、備餐一次、陪同就醫一次,每一項都有給付點數。這種設計對輕中度的人好用,一週來三次,幫你洗澡、陪你走走、代買東西,生活品質就上來了。
但對一個臥床的人,這種服務幾乎沒有意義。他要的是二十四小時有人在旁邊,一天一小時的專業介入派不上用場。
制度設計的顆粒度,跟重度需求對不上。把重度家庭推出去的,是制度。他們只能往外籍看護,或往住宿式機構。
長照 2.0 還有一項服務,叫日間照顧中心。長輩白天去,晚上回家,家屬可以喘口氣去上班。全台灣這樣的中心,大約1000家。
1000家聽起來不少,但攤到86萬人身上,實際上只承接了6%,也就是5萬多人。
而且這1000家有一個共同特徵。週末休息。
這個細節值得停下來想一下。它意味著,一個上班族子女就算順利排到了日照名額,他得到的也只是週一到週五的白天。週六、週日、還有每一個晚上,他還是得回到現場。
制度給的是五天。家庭要自己補兩天,加每一夜。
而這兩天一夜,才是家屬真正被壓垮的地方。平日有日照、有居服,日子還撐得住。一到週末,整個結構就回到原點。所以台灣的照顧者常有這種經驗,平日累,週末更累,因為週末沒有幫手。
陳景寧講過一句話,把整個供需失衡講完了。失能者平均以每年兩三萬的數目增加,需求增加太快,而提供照護服務的人力趕不上增加的速度。
一年兩三萬人。這個數字要放在另一個數字旁邊看。
台灣的不健康平均餘命是8年。
台灣人的平均餘命,2021年已經到80.86歲。這是不錯的成績。但平均餘命裡有一段,叫做不健康平均餘命,指的是一個人最後那段臥病在床、仰賴他人照顧的時間。台灣這段時間,長達8年。
將近3000天。每天24小時。需要有人在旁邊。
而這8年不是平均分攤給每個家庭的。它是一個機率分布,有人走得很快,有人在床上躺十年。對那一個家庭,那是一份沒有下班時間的工作。
台大社工系教授古允文給過一個對照。法國從高齡化社會走到超高齡社會,花了100多年。台灣只用了32年。
32年的壓縮意味著什麼。意味著台灣沒有時間慢慢長出產業。日本從1970年代開始面對高齡化,到2000年開辦介護保險,中間有30年的摸索期,容它實驗、容它失敗、容它修正。台灣的高齡化曲線是陡的,需求是瞬間湧上來的,產業還沒長大就要接住重量。
而現在,65歲以上人口已經480.6萬人,佔20.7%。台灣已經正式進入超高齡社會。
這條曲線還在往上。今天80歲的人,8年後88歲,正好落在不健康餘命最集中的那一段。而他們的孩子,那個年代的獨生子女,正在同時面對四個長輩。
有格子,但沒有人找得到入口
講到這裡,前面的敘事都很順。需求太大,供給太少,制度接不住,家庭自己扛。
但有一件事讓整個故事變得不一樣。
2011年有一篇研究,針對台灣北部四家居家護理機構轉介的100位家庭照顧者做調查。研究問的問題很簡單,你知不知道有「喘息服務」這種東西。
結果是,65%的照顧者不知道。
喘息服務是長照制度裡很基本的一項。它的設計邏輯是,家屬長期照顧會累垮,所以政府補助你,讓你可以暫時把長輩送到機構或請人來家裡,自己休息幾天。這項服務已經存在很多年,預算也編了。
實際使用率是多少。11%。
這個調查的範圍要說清楚。樣本100人,只涵蓋北部、只透過居家護理機構招募,而且是十幾年前的調查,之後沒有更新的公開統計。所以它不能代表全台灣的照顧者。但作為一個方向,它指向的事情很清楚。三分之二的照顧者不知道這項服務存在,實際用的只有九分之一。
這個數字改變了整個問題的性質。
如果問題是供給不足,解法就是蓋更多、訓練更多人、編更多預算。這是政策問題,也是慢問題,要花十年二十年。
但如果問題是「有供給,但觸達不到」,解法就完全不一樣。它要的是渠道、是認知、是把一項制度性的服務,包裝成一個家屬在崩潰的那個深夜裡,會想到要打的電話。
後者恰恰是商業公司最擅長的事,不是政府最擅長的事。
政府的強項是設計給付規則、分配預算、維持公平。它的弱項是把一項服務講成人話,讓一個焦頭爛額的女兒在搜尋欄裡打得出正確的關鍵字。這是性質問題。公部門的語言是法規語言,家屬的語言是「我一個人撐不住了,誰可以幫我三天」。
這中間的翻譯工作,沒有人在做。
台灣長照的問題不只是三格全空。還有一層是,格子裡有東西,但沒有人知道入口在哪裡。而入口這件事,是可以被商業解決的。
照服員的第一份工作
前面講的都是需求端。現在轉過來看供給端,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。這十幾年長照預算漲了十幾倍,台灣到底長出了什麼樣的公司。
答案有點讓人意外。它長出了很多人,但沒長出幾家公司。
先看人。據業界推估,這十年來拿到照服員資格的人,從兩三萬人的量級長到十萬人的量級,翻了好幾倍。勞動部辦技術士技能檢定,衛福部規範訓練課程,兩條路都可以進場。這是一條很清楚的政策路徑,把失業的人、想轉職的人、二度就業的人,導進一個每年需求都在漲的產業。
聽起來是好事。但它有一個副作用,很少被討論。
一個人身邊如果有幾個朋友考了照服員證照,你大概會看到同一個畫面。他們同時兼著好幾份工作。早上在日照中心,下午跑兩家居服個案,週末排醫院看護。名片上如果真要印,可能要印上五、六個頭銜,照服員、居服員、心靈輔導、房屋仲介、保險服務。
這個現象容易被讀成「不專業」或「兼差打工」。但它是市場給出的答案。一個照服員靠一份工作養不活自己,所以他把時間拆開來賣。
居服員的薪資是論件計酬的,服務時數由派案決定,派案量由個案數決定,個案數由長照給付的額度決定。決定一個居服員月領多少的,是給付制度,不是他自己,也不是他老闆。
在這種結構下,人力供給自然會長成這個樣子。它不是全職的、穩定的人力,它是彈性的、拼湊的、隨時可以抽換的人力。而這種人力,剛好就無法支撐一個需要「24小時有人在場」的服務產品。
再看公司。台灣的長照服務單位,絕大多數是財團法人、協會、基金會、小型社團法人。它們依縣市特約,按件核銷,服務範圍通常不出一個生活圈。這不是經營者沒有野心,是制度結構上就長不成連鎖。給付標準各縣市有差異,核銷方式各縣市有差異,派案系統各縣市有差異。一個單位想跨區,等於要重做一次全部的特約程序。
而這些單位絕大多數的營收來自政府。全自費的服務有沒有。有,但很少。多數單位的現實是,沒有政府補助和可申請的給付,那個服務就不會有人使用。
這個觀察跟價格表那一節完全對得上。家屬不是不願意付錢,是市場上幾乎沒有人用「全自費」的價格在賣服務,所以家屬連比價的機會都沒有。他面對的選項只有兩個,一個是制度給的,便宜,但排不到、接不住重度;一個是外籍看護,2萬,二十四小時。
中間那一塊,專業到府、有品牌、可簽約、有客服、能處理緊急狀況、價格3萬到5萬的服務,在台灣幾乎是空白。
不是沒有人想過。是這個產品要成立,需要同時具備三件事,穩定的專業人力、願意付這個價格的客群、以及一個能讓家屬在半夜找得到的品牌。三件事在台灣,從來沒有被放在同一個商業模式裡試過。
那五十二萬宅,和唯一長出企業的那一塊
供給端還有一個數字,放在這裡講,因為它最安靜。
2022年第三季的統計,全台只有65歲以上人口居住的住宅,有69.5萬宅。其中52.8萬宅是獨居長者。
52.8萬。這個數字比22.7萬個外籍看護家庭還多一倍。
獨居加上失能,是長照體系裡最沒有緩衝的一種狀態。有家庭的失能者,至少有一個家屬在旁邊,不管是自己顧、還是負責請人、還是負責跟機構打交道。獨居的人沒有這一層。他就是自己的家屬。
所以獨居者的照護,幾乎只能靠兩條路。一條是制度,居家服務、日照、送餐、關懷訪視,按時來、按時走。另一條是出事之後被發現。跌倒、瓦斯忘了關、三天沒出門,靠鄰居或里長報警。
這中間的空白有多大,不難想像。一個人從「還能自理」到「需要有人在場」,通常不是一個突然的斷點,是一段幾個月到幾年的斜坡。這段斜坡上,他最需要的東西不是醫療,也不是全天候看護,是「有人知道我今天怎麼樣」。
這個需求,技術上完全可以被滿足。跌倒偵測、活動感測、用電用水異常、離床監測,這些技術在市場上都存在,成本也已經降到一般家庭能負擔的水位。
但它沒有變成一個產品在台灣賣。
原因跟前面一樣。它要賣給誰。老人不會自己上網買,家屬不一定住在附近,政府採購是論件計酬的輔具補助,而輔具補助的品項清單,並不含「每個月收三百塊的監測服務」。
一個技術上可行的東西,卡在一個行政分類上,這在台灣長照裡是常態。
反過來看,台灣老後市場裡少數有企業化經營、有品牌、有通路、有售後服務的一塊,是什麼。
是硬的。
輔具、電動床、氣墊床、輪椅、助行器、樓梯升降椅、居家電梯、無障礙改裝。這些東西有幾個共同特徵。一次性買斷。有明確規格。可以比價。可以開發票。可以申請補助。壞了可以叫人來修。
也就是說,它符合一個正常商品市場的所有條件。所以它長出了公司,長出了通路,長出了品牌,長出了比價網站。
而軟的、連續性的、需要人在場的,一樣都沒有。護理機器人、智慧床墊、跌倒偵測、外骨骼、陪伴式AI,在台灣很少見到有人在賣,更少見到有人買。
這是同一條邏輯的兩面。制度擅長買「物」,所以「物」的產業長得出來。制度買不了「過程」,所以「過程」的產業長不出來。而外籍看護這個體制外的替代品,把最後一點「過程」的市場也吸走了。
所以台灣老後市場的真實形狀是,硬的這一端很成熟,軟的這一端幾乎不存在,中間那一段被一個不按市場定價的替代品佔住。
留下來的,就是那道縫。
一床難求,同時三萬張空床
最後看住宿式機構,這裡的錯配最刺眼。
十多年前的一份整理就指出,台灣的老人長期照顧與安養機構,含榮民之家與護理之家,總床位約10.4萬床,而供給超過需求約3.4萬床。另一個口徑是,全台養老院提供9.9萬多個床位,還有3萬多張空床。
這些數字的年份要交代清楚,大約是2016年前後,而且是按人均床位數推算,不等於實際佔床率。所以不能當成今天的現況,只能當成一個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現象來看。
現象是什麼。一邊一床難求,一邊三萬張空床。
難求的是哪一種。好的、便宜的、公辦的、口碑好的。雙連安養中心是台灣最常被引用的例子。據媒體報導,它連續多年入住率百分之百,候補名單1700人,現在開始排隊,大約23年後才排得到。它的照護人力配置是1比2,遠高於政府規定的標準;每位長輩的平均空間是23平方公尺,是規定的4.6倍;而且年年有盈餘。
空著的是哪一種。位置偏、品質普通、價格跟品質對不上的。
這個對照跟日本的經驗完全一致。制度擅長增加「物的數量」,床位數是政績,每年可以公布、可以比較、可以當成施政成果。但制度不擅長增加「人的質量」,優質照顧需要高人力配置、低照顧比、好的培訓、好的管理,這些東西沒辦法用床位數這種指標衡量,也沒辦法用採購的方式取得。
所以床位會過剩,好機構會排隊。兩個現象同時存在,不矛盾。
雙連那組數字值得再看一眼。一個不靠外勞、用兩倍人力、給四倍空間的機構,在台灣可以活下來,還有盈餘。這件事的意義比它本身大得多。它說明台灣不缺願付價格的家屬,缺的是供給這種品質的機構。
需求端不缺,供給端不足,中間還卡著一個價格被制度扭曲的環境。
回到那把尺子
現在把三格重新填一次。
第一格,使用者。台灣有86萬失能失智與身心障礙人口,每年新增兩三萬人,不健康餘命8年。這一格很滿,而且還在漲。
第二格,購買者。22.7萬個家庭每年掏出二十幾萬現金請外籍看護,加上住宿式機構的自付差額,加上輔具。這是台灣長照最大的現金流。
第三格,付錢的人。長照 2.0 的預算從50億漲到八百多億,2025年度一年就編了876億,財源是房地合一稅、菸稅這些稅收加公務預算。
三格都有人。
但這三格之間,沒有連線。
第一格的人,跟第二格的人,很少坐下來談。家屬在選外籍看護的時候,不是在選一個服務方案,是在選一個最便宜的替代品。第三格的錢,按件計酬、按人次算,接不住重度,也到不了家屬真正崩潰的那個週末晚上。
寫到這裡,我得先承認一件事,我改口了。
第一篇的結尾我寫「台灣的困境是三格全空」,還用了一句很肯定的話收尾。這個判斷我現在要修。修的不是結論的方向,是量它的角度。
當時我是從產業的角度量的。從產業看,這三格確實是空的,因為沒有一個環節是由一個有品牌、有標準、可規模化的企業在經營。這個觀察今天仍然成立。
但這一篇我把分母換成人,把錢的流向一條一條追下去,才發現另一件事。從需求的角度看,這三格一直是滿的。只是填滿它們的,是家庭自己的時間、自己的現金、自己的力氣,不是一個市場。
「三格全空」和「三格都滿」,看的是同一件事的兩面。前者說的是沒有企業在這三格裡做生意,後者說的是這三格的需求從來沒有消失,只是被搬到了市場外面去滿足。我第一篇少講了後面這一半,這一篇補上。
台灣的老後市場不是不存在,是存在於市場之外。
這也解釋了那個觀察。台灣比較有企業化經營的是輔具、樓梯升降椅、推車、家中電梯這些硬體。因為硬體是「物」,一次性買斷,有規格,能比價,能開發票,能申請補助。而護理機器人、智慧床墊、跌倒偵測、外骨骼、陪伴式AI,在台灣很少見。
台灣的家屬不是不需要這些。這些東西必須先穿過一張被2萬塊錨住的價格表,必須找到一個願意付錢的人,而那個付錢的人,通常正在忙著管外籍看護會不會跑掉。
而真正把這道題卡住的,還有一層更深的東西。
那22.7萬個家庭,其實已經在為一個沒有名字的服務付錢了。他們付的是管理費,是半夜接到電話的壓力,是隨時可能歸零的人力,是自己請假、自己排班、自己當雇主的那份工。這筆錢每年幾百億在流動,但沒有一個單位把它收攏起來,變成一項可以買、可以比價、可以抱怨的服務。
所以缺口不在人數。22.7萬個家庭擺在那裡,加上9到12萬個自己顧的家庭,加上每年新增的兩三萬人,規模大到不需要再證明。
缺口在整合。這些家庭各自分散、各自摸索、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解決同一個問題,而中間沒有任何一個單位把「找看護、管看護、排班、出事的時候找誰」這幾件事接過去。每一個家庭都在重複發明同一套辦法,而且大部分都發明得不太好。
誰能把這件事收攏起來,誰就找到了那個市場。
下一篇,我們來談台灣剩下的那條縫在哪裡。
銀髮經濟趨勢探討系列:
[銀髮經濟-1] 一張名片上的五個頭銜
[銀髮經濟-2] 報銷九成,一年還要掏五十萬
[銀髮經濟-3] 保險沒崩,護工沒了
[銀髮經濟-4] 二十二萬個彼此不連接的家庭
[銀髮經濟-5] 那台我最後沒買的機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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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問題
為什麼說台灣最大的照護機構是22.7萬個家庭?
這是勞動部統計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戶數,規模遠超任何連鎖長照機構的床位總量。這些家庭各自獨立運作、沒有共用標準與資料,卻承接了台灣最重度的照護需求。
台灣長照2.0為什麼接不住重度失能者?
長照2.0的居家服務是按次計價的,適合輕中度需要間歇協助的長輩,但對需要24小時在場的重度臥床者幫助有限。這個制度設計上的顆粒度落差,把重度家庭推向外籍看護或住宿機構。
外籍看護費用為何遠低於台籍看護?
關鍵在於家庭看護工長期未被納入《勞動基準法》的基本工資與工時保障,使其定價脫離台灣一般勞動市場行情。這也讓專業到府照護服務很難與之競爭。
台灣老後市場為何只有輔具產業發展成熟?
輔具是一次性買斷的實體商品,規格明確、可比價、可開立發票、能申請補助,符合一般商業市場的運作條件。而需要長期人力在場的照護服務則缺乏穩定人力、付費客群與品牌整合,因此難以形成規模化企業。





